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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觀點 | 向著心中的目標前行——吳曉求談研究生學術起步

時間:2022-03-25 20:00     作者:     來源:      點擊:

吳曉求,財政金融學院一級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中國資本市場研究院院長。

吳曉求教授一直關注財金學子的成長,每年以“開學第一課”的形式,與研究生交流治學態度、學術方法,以及當下的學術研究和實踐問題。在與2021級研究生新生交流中,他提到,我國正處在一個曆史性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和金融呈現出很多新問題,需要我們深度思考。作為一個學者,必須從底層邏輯去思考這些新問題,這種底層邏輯是需要功底的。年輕的時候要認真學習,下功夫鑽研思考,慢慢形成自己的學術價值觀,培養深刻的觀察力,形成自己的底層邏輯。

以下為吳曉求教授在北京幸运5网站2021級研究生新生專業第一課上的講座全文:


主持人莊毓敏院長:

各位研究生同學,大家上午好!按照我們財金學院的慣例,每一學年開始的時候,吳老師都會給財政金融學院所有研究生新生上專業第一課,這項工作已經持續了多年,非常感謝吳老師!相信大家對吳老師的了解是非常多的,百度百科介紹得非常詳細,有需要大家可以看一下。

特別需要跟大家強調的是,在我國資本市場90年代建設初期,吳老師就是其中的參與者。在30年資本市場發展曆程中。在幾個重要的節點上,吳老師的研究和政策建議對我國資本市場的改革和發展都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無論在理論研究還是在政策方麵建設等方麵都做出了積極貢獻。

一個學者,能夠幾十年如一日堅持一個領域的研究,在我們國家是非常難得的、非常少的。吳老師對中國資本市場的理解非常透徹,他領導的資本市場研究團隊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現在,每年一月都會推出一個資本市場研究報告,迄今已有25年之久。他們的研究在我們國家處於領先和前沿地位。

非常榮幸,今天吳老師在百忙之中來給大家講新學年專業第一課。我要跟大家強調的是,每一次講課吳老師所講的內容都是經過長時間的準備,都有很大變化。不是說每一次都拿同樣的內容、同樣的ppt來講,形式和內容都有很大變化,都緊密聯係黨和國家重大關切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希望研究生同學們能夠認真聽講。預計要講三個小時,後麵站著同學還是挺辛苦的。下麵,有請吳老師授課。


吳曉求教授:

一.形成正確的學術價值觀

感謝莊院長的介紹。從2017年開始,我就跟莊院長講,我可能很難每個課堂都去講課,提出能不能把財政金融學院的研究生新生,包括博士生、金融專碩在內的所有研究生新生組織在一起,由我來講新學年專業第一課,把我一年來的研究成果和大家做一個交流,由此形成了財政金融學院研究生新生專業第一課這個製度。

中國現在正處在一個曆史性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和金融也呈現出很多新的問題,需要我們深度思考。作為一個學者,不能人雲亦雲,不能左右逢源,也不能僅僅是詮釋,還必須從底層邏輯去思考中國經濟和金融的問題。這個底層邏輯需要理論功底。作為理性的研究者,我們不能強詞奪理,不能以勢壓人,要講內在邏輯。講邏輯就是講道理,講道理主要是講常識,不要拿一些專業名詞唬人,不要用權威去壓人。學術交流永遠是平等的。

要形成學術研究的底層邏輯,年輕的時候就要注重基礎理論的係統學習,學者學術價值觀的形成是需要時間的。作為一名大學教授,當然要有自己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概括地說,就是要推動社會進步,推動經濟發展,順應未來趨勢,跟上現代文明的步伐。同時,還要善於判斷是與非,是與非有時候會被迷霧所籠罩。如果沒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正確的價值觀,有時是難以看出是與非。大學教育,很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種是與非的價值觀。研究生教育除了要有是與非、善與惡的價值觀,還要有基本的專業判斷力,要有自身的專業能力。這就需要在本科、研究生乃至博士生學習的這10年時間裏,要係統學習並研究前人具有曆史進程意義的學術成果。

同學們來到北京幸运5网站進行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是幸運的。你們中有的可能還要攻讀博士學位,所以,你們大致要在人民大學度過兩至六年的青春時光。如果本科也在人民大學學習,那就要在人民大學度過十年時光。兩年、六年或者十年,你們的任務主要是學習,千萬不要把實習看得那麽重要。主要是學習經濟、金融乃至於更廣泛的政治、文化、曆史、哲學方麵的名著。要善於讀書、善於思考。人的一生最寶貴的就是從本科到博士生階段的這十年,未來能不能成為一名學者,這十年至關重要。博士畢業以後,還有若幹年,需要潛心研究。我希望中國年輕一代要有自己的是非標準、價值觀和學術追求,不要被浮躁的社會所影響,要保持獨立的人格和不懈的探索精神。

中國人民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大學。你們中有的可能從外校考來的,對人大還不是十分了解。她好在哪裏呢?她有寬容的學術胸懷。人民大學是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中國的一流大學,有些學科與意識形態很近,有些領域的問題也比較敏感,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並沒有因為教師有不同的學術觀點而禁聲。

我始終認為,一所大學的生命力在於學術的自由。因為隻有自由的探索,才會有學術的繁榮。為國家、為社會、為民族思考未來,這是正確的學術價值觀。在這個價值觀的指引下,我們去思考過去、今天和未來。人民大學具有包容、理性、務實的學術精神,這是一所大學難能可貴的品格。我當年考研究生可以考取中國任何一所大學的研究生,但是我選擇了中國人民大學。因為,中國人民大學在當時肯定是最好的大學,大師雲集,群星璀璨。我深刻地感受到,人民大學有一種自由探討的學術環境。自由的探索,平等的學術交流,是大學的基本特質。

中國人民大學具有這種的特質和品格,具有學術上的寬容精神。學術上的寬容,對一個學者來說多麽重要。人的一生很難一帆風順,很難做什麽事都是正確的,可能會碰到這樣那樣的問題。這個時候需要有寬鬆的環境、包容的精神,需要有回旋的空間。什麽叫有容乃大?寬容就是大氣,大氣和寬容是連在一起的。一個國家是這樣,一所大學是這樣,一個人也是這樣。一個寬容的人,為什麽會得到大家的擁護,是因為他身上彌漫著一種特別的氣質。如果什麽都很苛求,那就會變成孤家寡人,因為誰也不可能窮盡真理。隻有寬容,才會吸眾家之長,進而才會不斷進步。我非常喜歡“傾聽”這個詞,傾聽和包容是有內在聯係的,沒有包容精神的人是不會傾聽的。

我年輕時身上有很多缺點,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傲慢。傲慢比驕傲還惡劣,自以為是。後來我認真反思,體會到傾聽、寬容的重要性。如果說今天的研究有那麽一點點成績的話,我認為與傾聽、吸納以及包容有密切的關係。我非常喜歡和那些有思想的人交流,哪怕他跟我的觀點完全不同。不同的觀點,一定有其內在的邏輯。傾聽這種不同的邏輯,能夠不斷地豐富你的理論,讓你的思想更加豐厚。

人民大學有很多著名的教授,我們的上一代有很多學術大家,到了我們這一代,少了很多。我們的前輩老師們為人民大學的卓越聲譽、學術領先做出了傑出貢獻。沒有他們,就不可能有人民大學在中國高等教育中現在的地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人民大學有數十位各個領域的學術大家,他們是我心中的豐碑。年輕的時候為什麽要考人民大學的研究生?就是追隨他們來的,後來也就離不開人民大學了。

我研究生時代的碩士同學和博士同學,畢業後很多都走向了中央國家機關,有的已經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有的成為部委的主要領導。上世紀80年代中期研究生畢業,80年代末期拿到博士學位,到中央國家機關工作非常容易。我研究生學的專業不是金融,是國民經濟計劃,人民大學計劃經濟係畢業的。那個時候,計劃經濟係就如同今天的財政金融學院一樣,是人民大學最著名的係,最好的專業。計劃經濟係的畢業生大都去了國家計委和宏觀經濟研究部門。

我喜歡獨立思考一些問題,不太接受教條的東西。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博士研究生學習階段,發現計劃經濟理論不適合於中國,那套理論看起來很美,實際上是烏托邦,是空中樓閣。那時我總在思考,中國為什麽這麽貧窮?改革開放前中國是很貧窮的,不少人吃不飽飯。當時10億人中大多數人吃不飽飯。同樣是中華民族,同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改革開放之後,到2020年我們全麵建設成了小康社會?為什麽那個時候連飯都吃不飽?

這與道路的選擇、製度的選擇有根本的關係。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讓中國走上了正確的發展軌道,走了一條改革開放和與中國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徹底拋棄了那種約束人們積極性、創造性的計劃經濟體製。中國改革的核心是要讓所有的人有積極性、創造性、有夢想、有追求,這是財富創造之源。我們過去之所以長期處在貧困狀態,是因為製度扼殺了財富創造的機製和動能。改革就是要找到財富的源頭,尋找創造財富的機製。


二.學術價值觀的形成

我再談談研究生階段學習的重要性。學術研究走不了捷徑。《資本論》是我們研究生階段必須學習的。學習《資本論》給了我們正確的價值觀,給了我們嚴格的邏輯體係。這種嚴格的邏輯體係,對一個學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有了深刻的邏輯能力,你就不會動搖,你的內心就像山一樣沉穩,知道什麽是對的,什麽是不對的。

馬克思的《資本論》還給了我們一種嚴謹的學風。馬克思的《資本論》我讀了三遍,不讀三遍,考試考不過啊。我特別喜歡上個世紀80年代那樣一種學風,沒有什麽功利性。

學術如果被功利所牽引,一定是短視的,容易走彎路、找偏門。學術研究要淡然於心。我經常會說一句話,“努力了就好了,能到哪就到哪”。我們要努力,我們可以有目標但不能不擇手段,不能太功利。功利的人生通常招搖於市,那不是人生的真實意義。

人生真道是淡然。努力了,無愧於自己,無愧於這個時代,無愧於你所受的教育。

《資本論》給了我們這一代人一種認識世界的正確方法,一種基於嚴密邏輯的概括力。為什麽學術大家給人一種感覺就是與眾不同,覺得有些人非同一般,是因為他們有卓越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有非同尋常的在錯綜複雜問題麵前能迅速捕捉到問題核心的能力。眼前雖然迷霧重重,但他總能看穿這個迷霧,能看到問題的本質。這種洞察力與其高度的概括力以及對問題認識的穿透力有密切的關係。《資本論》給了我們這種能力,這是做學問的基礎。

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偉大時代。你們在座的各位,相當多的都是1990年以後出生的。20世紀80年代,是近現代中國思想解放的偉大時代。我們這一代人在人民大學除了學《資本論》以外,也在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那個年代西方名著湧入中國,大部頭看不過來,就看濃縮版的小冊子。三、五萬字的小冊子,很快就能讀完。那個時候商務印書館出了一整套西方經濟學經典係列名著,這是我們必讀的。人們如饑似渴,看到另外一個精彩的世界,發現原來還有如此一個精彩的世界。廣泛地吸收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非常重要。我們這個民族不能自我封閉,隻有不斷地吸收西方發達國家和人類社會的文明成果,才能不斷前行。

中國之所以能夠從一個貧困、落後的國家,走向或者正在走向現代化的國家,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我們一方麵要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和思想,同時又要最大限度地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吸收人類社會的優秀成果,這個民族、這個國家才不斷進步。

在人民大學研究生階段,讓我初步確立了這樣一種價值觀,一種有容乃大的學術情懷。我們要總結曆史,但不能沉浸在曆史之中。總結曆史也是昭示未來。我們必須著眼於未來,才會有新的未來。所以,同學們,我想說,“包容”、“吸收”、“傾聽”這樣一種學術精神非常重要。我們大家一定要在人民大學養成這樣一種情懷。

我今天不是來講思政課的,雖然我剛才講的具有某些思政課的內容。思政課不能講得那麽硬邦邦、灌輸式的,實際上是要從親身經曆中找到接地氣的內容。靳諾教授是全國思政課的總負責人,我還在學校工作的時候,她曾經問我:思政課究竟應該怎麽講?因為她要召集全國思政課的專家們、教授們開會研討如何講好思政課。我說,思政課一定是要講真實的故事、切身的感受,一定要實事求是,一定要有主體實踐性,不能大話、空話、說教連篇。


三.順應曆史潮流

中國經濟社會處在一個曆史性的關鍵時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麽複雜。我們必須深入分析當前所麵臨問題的複雜性及其原因,正確把握未來發展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有了快速發展。大家可能都知道,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的落後狀況。1978年之前的中國是貧困的,甚至是吃不飽飯的。我經常說,貧窮和饑餓成了這個民族最深刻的記憶,也是這個民族最大的噩夢。大家可能不知道貧困和饑餓帶給人們是一種什麽樣的壓迫感,所以,當時的中國必須盡快擺脫這種壓迫感。

小平同誌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如果貧窮是社會主義,我們可以不要這個社會主義。我們要的是富裕的社會主義,要的是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的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必須對過去那種模式、道路、體製進行深刻的改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華民族偉大的轉折點,堪稱“新的遵義會議”,讓中國這艘巨輪找到了正確的航向。小平同誌有一個劃時代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在彷徨茫然的時候,我會時常重讀這篇講話,特別在小平同誌誕辰或者逝世紀念日,都會看看這篇講話。我幾乎不發朋友圈,但是一年也會發一兩條,其中有一條一定是紀念小平同誌的,無論是他的誕辰日,還是他的逝世紀念日。每次重讀這篇講話,都會讓我震撼,在那樣一種環境下,那樣一個時代,有如此高瞻遠矚的講話,是需要非凡的勇氣和智慧的。當時的中國意識形態環境是非常嚴酷的,小平同誌以他超人的勇氣和非凡的智慧,大力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他深刻地認識到原來那條路走不下去了。讓中國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是我們黨的初心啊。從建黨開始到新中國成立,如何讓中國強大起來,讓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這是共產黨人的初心。但是如果老百姓過不上起碼的溫飽生活,吃不飽飯,這是有責任的。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曆史進程。當時,擺在我們麵前的首先問題是,走什麽樣的經濟發展之路,才能讓中國發展起來?開始的時候提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小平同誌南巡講話之後,明確提出了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改革指什麽?指的是市場化改革,這是非常明確的。所有的改革特別是經濟體製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化方向,讓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方向。

在市場化改革的同時,必須著力推進對外開放。改革開放之前和之初,中國金融資源非常貧乏。沒有金融資源,經濟建設是很困難的。要推動經濟增長,首先要有資本。資本來自於金融資源。雖然中國地大物博,自然資源豐富,也有豐富的勞動力,但缺乏資本和技術。自然資源不可能自動成為生產要素,它需要一個平台、一種機製,才會成為現實的生產要素,才能成為經濟增長的現實力量。這其中,最重要的是資本,但是中國金融資源匱乏,資本嚴重不足。1978年底,10億人口城鄉居民儲蓄存款210億人民幣,外匯儲備16,700萬美元,這麽微薄的金融資源,何時才能把中國建成現代化國家?

今天中國14億人口,城鄉居民城鄉居民儲蓄存款超過100萬億人民幣,外匯儲備穩定在32,000億美元,這和42年前的中國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如若當時隻是依賴那麽一點點金融資源,不對外開放,到2020年肯定實現不了小康,我們必須深刻理解對外開放的深遠意義。

對外開放主要是向發達國家開放,吸引發達國家的資本和技術。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在沿海地區設立了許多經濟特區,其中,深圳是它們中的傑出代表。經濟特區有兩個重要功能:吸引外資,引進技術。不吸引外資,經濟是沒有辦法發展起來的。

1982年,小平同誌專門在北京會見並宴請了美國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長阿曼德·哈默博士,目的就是推動開放、引進外資。近日我也看到了小平同誌訪問日本的時候對鬆下公司創始人鬆下幸之助先生說,“歡迎你們到中國來投資”,這需要遠見卓識和寬大胸懷。

引進外資是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的進步,擴大了就業,提升了中國經濟的競爭力。我們要全麵客觀地看待引進外資和外資的投資收益。在公平的環境中,在法律的框架內,投資這種商業活動是可以持續的,因為它遵循了市場原則,互惠互利。無償捐贈可以提倡,但難以持續。互利互惠的機製才會使經濟活動具有長久的生命力。一邊是永遠的付出,一邊是永遠受惠,這種模式怎麽可能長久?所以,構造一個外商投資的良好環境很重要。設立沿海經濟特區就是要引進外資、引進技術、培養人才、學習發達國家先進的管理方法,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走一條從引進到吸收再到自主創新的發展之路。中國人很聰明,對新技術有時候看一看就會了。但是看一看也得有看的對象。過去我們封閉得太久了,我們對外麵的情況了解太少。所以,開放很重要,拓展了我們的視野,深知落後的差距和競爭的壓力。

中國在對外開放的同時,對內著力推進市場化改革,以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製。對外是引進資本、引進技術,學習發達國家先進的管理方法,在實踐中培養人才,對內則是著力培育市場經濟體製,21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我們開始形成了中國經濟進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參與國際分工的大戰略。在相當長時期裏,在國際分工中,中國處在產業鏈的中低端。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參與國際分工,通過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經濟活動來提升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尋找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和追趕目標,不斷地在國際產業分工中前移。中國人有很強的學習能力,隻要製度給了合適環境,什麽樣的奇跡中國人都能夠創造出來。隻要給他一個支點,他就能撬動整個世界。隻要思想沒有被束縛,手腳沒有被捆綁,中華民族就能創造人類的奇跡。很難想象14億中國人經過40年奮鬥,兩代人的努力,就將一個貧困的國家建設成了一個上中等收入的國家,我們離發達國家的門檻已經不遠了。這是幾百年來中國人的夢想。我們之所以不斷地接近這個目標,是因為我們走了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康莊大道。

2001年12月,中國迎來了曆史性的時刻,即加入WTO。這是中國社會近現代以來第一次全麵融入國際社會。當時學界也好,輿論界也好,都有一些擔憂,認為中國加入WTO,全麵融入國際經濟體係,承擔了不該承擔的責任,其中包括金融業、保險業過渡期後的開放時間表。加入WTO,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加入WTO後,有明確的責任和義務,其中有一條就是必須嚴格保護知識產權。那個時代,我們對知識產權保護這個概念非常淡漠。那時人民大學東門外成批成批的人賣盜版光盤、盜版軟件、盜版圖書,甚至販賣假證件。今天,在中國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得到有效遏製,社會開始普遍具有知識產權概念,這是中國社會巨大進步的重要標誌。所以,中國加入WTO,對中華民族來說,具有曆史意義,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社會文明的進程。

從1978年到2001年12月,我們對內著力推進市場化改革,在法律框架內,吸引外資、吸引技術,但並沒有全麵地對外開放,隻有到2001年12月加入WTO後,才意味著中國經濟全麵融入國際經濟體係。

在加入WTO之前,有人擔憂中國民族工業會由此受到嚴重衝擊。的確,從當時市場競爭力角度看,中國經濟是缺乏競爭力的。比如說農業,雖然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曆史,但是在規模性、集約性、技術性以及單位產量都不及發達國家。我們的製造業更不能和發達國家競爭。以金融保險為代表的服務業,也不能和發達國家競爭。所以,當時人們非常擔憂,加入WTO可能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風險。那個時候的領導人知道,中國隻有走開放之路,才能使中國發展起來,封閉不可能使中國富裕起來,更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所以堅定不移地加入了WTO。

20年過去了,中國加入WTO獲得了巨大發展。實踐證明,中國全麵融入國際經濟體係的選擇是完全正確的。中國經濟一係列指標都是從加入WTO後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的。2001年底,中國的外匯儲備2100億美元,從1978年的1.67億美元到2001年年底的2100億美元是一個巨大增長,這是改革開放的成果,是那一代人用青春換來的。上世紀九十年代,我經常會去深圳開會、調研。深圳永遠是一片熱土,思想活躍,每年有很多研討會,也會到一些企業去看一看,會跟企業家們交流,有外資、台資、港資企業,在那裏打工的年青人很辛苦,當然也很快客,但生產環境比較惡劣。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到那裏去打工,流水線上作業,一個月收入三、四百塊,和他們在農村一個月一、二十塊錢相比翻了10倍。我到過一個製鞋廠,味道很大,我說能不能改善一下工人的勞動條件,給他們發個口罩行不行?戴口罩能夠消除空氣中90%的有害物質對身體的損害。老板沒有發,資本有它的貪婪性。實際上發一個口罩成本增加不了多少,但如果不戴口罩對工人的傷害就非常大。我說這個故事是想說,從1978年到2001年,外匯儲備增加了,但兩代年輕人付出了健康代價,自然環境也受到較大汙染。

2001年12月加入WTO後,中國的外匯儲備以每2~3年上一個新台階的速度增加。2004年、2009年、2014年分別跨越了一萬億、兩萬億、三萬億美元大關。中國金融資產,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剛才我說了,現在居民儲蓄存款超過了100萬億人民幣,廣義貨幣M2達到220萬億以上,全社會的金融資產大概在500萬億,加入WTO後這20年變化多麽大。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開放,中國經濟競爭力有了空前地提高。中國企業競爭力在和國際大企業的競爭中成長起來了,中國高科技產業也得到了很好發展,因為找到了標杆,知道向什麽方向發展。那個時代是一軸多麽輝煌的曆史畫卷,全中國都處在一種萬馬奔騰的狀態。

我講這個過程,是想反複強調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對中國意味著什麽,是想反複說明這麽一個道理。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發展的環境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中國經濟發展,除了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科技創新、尊重人才等這些重要因素外,很重要的是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上世紀80年代初,小平同誌說,和平和發展是未來幾十年國際主流趨勢,所以80年代中期中國裁軍100萬,把所有的精力都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重點是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國家競爭力。改革開放40年,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雖然也有一些波折,包括波黑戰爭中美國野蠻轟炸了我駐南使館,我們對此非常憤慨,但是,我們理性地處理好了這一事件。對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係列敏感國際關係問題,我們采取了克製和理性的態度,從而為中國的發展創造了曆史性機會。如果外部環境不好,是很難集中精力搞建設的。這些都是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值得總結的經驗。


四.正確把握未來趨勢

今天,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深刻而複雜的變化,經濟增長的內部結構也發生了重要變化。逆全球化的思潮,在一個時期成為國際社會的一種潮流。大家知道,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是比較高的,2001年12月加入WTO時,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在30%左右,到了2006年,則達到了創紀錄的65%,這個比例在大國經濟體中是很高的。2007-2008年發生了美國次貸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外部環境的迅速惡化使中國經濟出現了斷崖式的衰退。一個經濟體如果過度依賴外部環境,外部需求大幅下降時,經濟就很難正常運行。2008年中國政府推出了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這是一項應對國際市場變化的重大舉措,對後續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經濟既要重視外部市場拓展,更要重視內部市場的培育。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我們開始重視內部市場的培育,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逐步下降,到2020年下降到32%。32%的對外依存度,在大國經濟中仍然是比較高的,美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18.33%,遠低於我們。

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性仍然比較突出,外部需求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由於逆全球化思潮和之後泛濫的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國際事務中的單邊主義,嚴重惡化了國際環境。特朗普任美國總統之後,這些思潮達到了一個頂峰。這期間,中美關係發生了一些微妙而複雜的變化。如何處理好中美關係,對未來中國的發展非常重要。我個人認為,中美關係在中國外交關係中占據著頭等重要的地位。我現在還兼任教育部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或許由於這個原因,疫情發生前的幾年,我與國際上主要是美國的著名教授有過多次對話,內容涉及到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的影響,中美關係、中歐關係、中俄關係等,我認為,在對外關係中,平等對話、坦誠理性非常重要。理性對話,善意地解釋中國發展的目的,實事求是地向他們介紹中國的發展非常重要。我去過美國六大智庫,也去過美國和歐洲的一些著名大學,和他們的學者有過多場對話,實際上都在說明中國的發展對全球、對美國沒有任何威脅,中國的發展給全球發展會帶來新的動能,對話和交流主要是傳遞這樣一種信息,中國的發展是曆史的必然,因為中國人民選擇了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這條正確的道路極大地煥發了中國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得到了極大的釋放,中國能不發展起來嗎?不要以為過去中國的落後是常態,別以為我們甘願落後。過去的落後是製度捆住了我們的手腳,思想束縛了我們的頭腦,不要以為中華民族就一定是落後的民族。

中國人隻要思想解放了,製度放開我們的手腳,就能創造人間奇跡。中華民族是世界優秀的民族。他們不知道中國人有多麽勤勞,多麽渴望擺脫貧困,也不知道中國人多麽有智慧。我們過去缺的是一種能激發人們夢想和創造力的製度。

有時候我總在想,為什麽小平同誌要去美國和日本訪問?他老人家看得比我們遠。他知道,當時的中國缺什麽,需要什麽,缺的是發展經濟所需要的資本、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管理方法,以及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

中美關係究竟會走向何方?國際社會都在期待。我看到前些天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通話。兩國元首的通話,對兩國關係的改善是可期待的。我跟一些美國智庫的專家們講,你們可能不知道中國的年輕人,包括我們這一代人對美國是多麽友好的,否則我們不會有那麽多年輕人到美國去學習,我們對美國沒有什麽惡意。為什麽中國的留學生絕大多數都選擇去美國留學,那一定是那裏有我們值得學習的東西,包括先進的技術、管理方法等,如果美國都不如我們,還跑到那裏去幹什麽?

本著這樣一種善意,我曾在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與美國的一位著名教授有過一次很長的對話,對話進行了2個半小時。346個座位,來了600人,時間是2019年10月15下午,這位著名的教授就是米爾斯海默(注:John J. Mearsheimer)教授,芝加哥大學國際政治學的著名專家。中國人之所以非常忌諱他,是因為他提出了兩個讓中國人非常不喜歡的觀點,一個是“中國威脅論”,一個是“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作為中國人,對這兩個觀點第一直覺是反感。但作為學者,接下來我在思考,他為什麽提出這樣的觀點?既然是國際著名的政治學家,他又憑什麽得出這樣的結論?他是一個學者而不是政客,我希望與他進行理性對話,探個究竟。對話的具體內容在《探討中國發展之路——吳曉求對話九位國際頂級專家》一書中已收錄。我對米爾斯海默教授講,中國的發展對全球特別是美國沒有任何威脅,事實已經說明中國的發展,為全球帶來多麽大的福利,極大地提升了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福祉程度。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日常生活用品的80%都是中國製造的,價廉物美,難道這不是中國人的貢獻嗎?我們對國際社會的這種貢獻,推動了全球經濟增長,也提高了我們的收入水平,這就是互惠互利,實現了雙贏或多贏,這有什麽威脅?中國雖然軍事力量有較大提高,但除了一個營的維和部隊在非洲,中國在海外沒有駐軍。我們在墨西哥灣有軍事基地嗎?當然沒有。中國怎麽可能給美國帶來威脅?中國的軍事力量是一種防禦性的,但美國的確在南海、東海、西部邊境,都給中國帶來了很大威脅。

中國發展的目標近期是解決溫飽問題,遠期是成為一個發達國家,一個富裕的國家。中國在海外沒有軍事基地,人民幣沒有國際化,多數領域的技術水平都落後於美國等發達國家5~10年。我們隻是在少數領域領先於世界。我們難以對美國產生什麽威脅。今天這裏麵來了600位聽眾,99%都是年輕人。我對米爾斯.海默教授說,你看一看,中國年輕一代多麽關心中美關係,多麽關心關於中美關係的對話。中國年輕一代非常關切中美關係,希望中美關係能回到一個正常的一個水平,不搞對抗。

在今年博鼇亞洲論壇上,我主持了一個重要的分論壇。這個分論壇的主題是中美關係,是中美兩個國家七位學者的對話。中國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親自做開幕致辭,可見其重要性。在這個分論壇上,中國有5位專家,美國有兩位非常有代表性的專家,其中一位就是勞倫斯·薩默斯(Larry Summers),美國前財長,曾任哈佛大學校長。還有一位波士頓全球谘詢集團主席,也是一位有影響力的專家。因為對話涉及到中美關係這樣的敏感話題,作為主持人,我專門請薩默斯重點講一講中美關係的未來,以及如何解決中美之間的重大分歧。他的發言很精彩,核心點是美中兩個國家不要相互猜忌,不要希望對方衰敗。他認為,美中兩個國家都應該發展,美中兩國的繁榮發展,對兩國和世界都是有利的。坦率地講,我高度認可這個看法,我希望中美兩個國家都能夠繁榮發展,實現互利、互通、互惠。論壇即將結束時,我對薩默斯教授講,希望你能把這些看法講給拜登總統聽,曾培炎副總理已經在線上聽到了這個觀點。我始終認為,正確處理好中美關係,對中國的未來發展非常重要。

中美關係現在處在一個敏感複雜時期,外部壓力似乎也越來越大。我們要用智慧和耐心去化解這些困難,營造一個對中國未來發展有利的良好外部環境。我不是國際問題專家,我對外交學沒有任何研究,但是我有常識。我認為,在處理重大國際問題時,首先我們必須堅守底線,在國際關係中有些是不能談的,有些是可以談的,交易是一種重要機製。2001年12月加入WTO,是一個好的案例。如果我們當時不接受一些當時看來苛刻的條件,我們可能就難以加入WTO。戰略是最高的利益,剩下的都可以通過交易、妥協、讓步來解決,以獲取更大的發展空間。在戰略麵前,小利小惠都要讓路。但有一些是不能談的,比如台灣問題是不能談的,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中國人的底線,每一個中國人都認為這是底線,這個底線是沒有任何談判餘地的。就像當年小平同誌和撒切爾夫人談判一樣,主權問題不能談。香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地要回歸中國,這還要談嗎?隻能談過渡期如何安排,如何有序地過渡回來。主權問題不能碰,這是中國人的底線。我想強調的是,中國的發展仍然需要一個和諧的外部環境。

2020年初,新冠疫情來了。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的影響大大超出我們的想象,以為是SARS的翻版,幾乎沒有人會認為新冠疫情會對世界帶來如此深遠的影響。中國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控製了疫情的蔓延,今天這麽多人可以濟濟一堂,這是我們的榮幸。但要知道,疫情帶來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深刻的、長遠的。

首先引起了我們思考的是國家經濟安全。疫情初期,人們很恐慌,因為連基本的防禦工具比如說口罩都缺乏。戴口罩在防範疫情時有90%的效率。有個宣傳畫專門介紹了戴口罩的重要性,一米之內,兩個人都不戴口罩,感染率90%。一個人戴口罩、一個人不戴口罩,傳染率50%。當兩個人都戴口罩,感染率隻有10%,可見口罩對防範疫情的重要性。但是,當時很多國家缺乏口罩,我們國家在疫情發生初期,口罩也出現了短缺。在正常時期,口罩是一種非常平常的物品,可是在疫情之初卻涉及到人民的生命安全。口罩緊缺,相對容易解決,很快就能生產出來,但有些產品由於有很高的技術門檻,比如說芯片,就是一個很大問題。芯片不像口罩那樣能很快地生產出來,它是一個國家工業化能力的集中體現,是現代工業化能力的集大成,不是短期攻關能解決的,即使現在加大科研攻關投入,要很快解決這個問題也是很難的。

從國家戰略角度看,底線思維很重要。華為為什麽值得大家學習?是因為它有底線思維。雖然現在華為也碰到一些困難,但由於它有戰略思維、底線思維,別人斷供了,華為還能生存下去。它有輔助係統或者備份係統。國家也應思考,當麵臨外部世界卡脖子時,社會能不能繼續運行下去?我們已經進入到信息化的社會,芯片斷供了,社會可能很快會退回到落後的狀態,這就是卡脖子帶來的風險。這是這次疫情和中美關係嚴重惡化之後帶給我們的一個警示。我們必須要有戰略視野和底線思維。

中國人是善良的。我們以為通過國際貿易機製就能解決我們所不能生產的產品。國際貿易是建立在國際分工和比較優勢基礎上國際間的經濟活動。國際分工和比較優勢通過國際貿易機製繼而獲得比較利益。我不能生產的或生產成本相對高的產品,可以通過國際貿易機製來解決,但是,國際貿易在特定環境下會受到外部環境的幹擾而扭曲,這顯然違背了經濟的基本規律,也背離了常識。在今天,國際經濟活動常常失去理性,違背常識。芯片就是一個案例。

上麵的分析說明,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必須根據這種內外部環境的變化,來調整我們的發展戰略。中央提出了新發展格局、新發展理念、新發展階段,就是基於國內外形勢的這種變化所作出的科學判斷。


五.如何理解新發展格局

我們先講新發展格局。對新發展格局我們要做正確的解讀。新發展格局,意味著新的發展目標,新的更複雜的發展環境。新發展格局內涵豐富,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我們要深刻理解新發展格局的實質內涵,才能製定出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政策。

我理解新發展格局有三層含義。

第一層含義是新發展目標,且是多元目標。小平同誌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了“三步走戰略”,到2050年實現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目標很明確。新時期新發展格局,第一個也是發展目標。不過因為麵臨複雜環境,發展目標變得多元了。但是在多元發展目標中,首要的目標還是經濟發展目標,這個經濟發展目標就是到2035年把中國建設成中等發達國家。

中央關於2035年遠景發展規劃作了係統闡述,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2035年要把中國建設成中等發達國家這一中長期目標。2020年中國全麵實現了小康社會,這是人類社會的偉大成績。但是,實現小康社會隻是我們的初級目標,我們還有更高的新目標。把中國建設成發達國家,是我們下一個階段的奮鬥目標。2020年中國人均GDP大約11,000美元,經過15年的努力,要從人均GDP11,000美元跨進發達國家門檻繼而邁入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十四五”時期,我們要努力進入或接近發達國家的門檻,發達國家的經濟門檻過去一般認為是13,000美元,現在一般認為是人均GDP 15,000美元。學界普遍認為,中等發達國家是有標杆的,也就是今天葡萄牙、西班牙的水平,即人均GDP25,000美元左右。也就是說,到2035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25,000美元。如果這一目標可以實現,那麽到那個時候,中國經濟規模將達到35萬億美元,大約是今天美國GDP規模的1.5倍。當然如果從人均水平看,還隻是今天美國的40%。

要成為中等發達國家,還有其它社會性指標,人均GDP隻是其中最基礎、最核心的指標。不要簡單認為高收入國家就是發達國家。為什麽國際上並沒有把中東那些富裕國家列入發達國家?他們的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但是國際社會一般不認為他們是發達國家。因為發達國家還有其他社會發展指標,包括社會的文明程度、生態環境、法治水平、人均預期壽命、貧富差距、教育普及率、醫療保障、創新能力以及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等等。

從綜合指標看,我們在很多方麵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改革的道路還很漫長,但經濟發展是樞紐,是最核心的目標。

經濟發展目標中的第二層含義,是“雙碳”目標,即2030年前“碳達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質量需求,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標準,是習近平主席代表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作出的莊嚴承諾,我們必須以此來設計好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路徑。

“雙碳”目標本質上是一種約束條件。它意味著社會經濟運行方式的重大轉型,意味著能源結構的重大調整,本質上是技術進步的重要表現,是人類生活方式的重大變革,是社會運行方式的巨大變化。

“雙碳”目標的實現進程要與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相適應,要循序漸進,不能一蹴而就,不要希望一夜之間就能達到。中國目前隻是一個上中等收入國家,不是一個發達國家,不是一個富裕國家,我們隻能在發展過程中逐步調整我們的能源結構。現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門不顧客觀實際,急於求成,北方有些地方冬天取暖都有困難。冬天來了,北方很冷,老百姓何嚐不想用新能源來取暖?但收入水平低,沒有這個條件,老百姓正常的生活還是很重要的。

我常想,讓人們過上安心的生活,比什麽都重要,比麵子工程重要得多。我昨天看了一個視頻,一個朋友發給我的,紐約市政府在處理“擺攤兒”的問題上是怎麽做的。國際大都市都有一個形象問題,有人說要通過法案把擺地攤的現象取締掉。據說紐約有3000個攤販,布隆伯格說這3000個攤販如果取締了,那就意味著3000個家庭的生活會有困難。他們如果生活得很好,是不會來擺地攤的,一定是生活所迫。後來議會就沒有通過這個取締地攤的法案,還是讓他們去擺地攤。因為生存是第一位的。政策的價值取向還是要鼓勵大家去創業,而不是躺平,不是被動地等政府救濟。我們必須讓所有人在其能力範圍內為其生存而努力。我始終認為,讓人們能安心地生活是一切政策的指引,不要追求表麵上的光鮮。我的意思是說,像擺地攤這種事有其存在的價值,也有其存在的正當性。除非社會特別富裕,將所有低收入階層都可以養起來,那是另外一個問題。美國都養不起,中國現在能養得起嗎?養不起啊。所以,“雙碳”目標的實現要循序漸進,要朝著這個目標堅定不移地前行,但是,不能急於求成。

一個時期以來,聽說一些地方現在拉閘限電了,這讓我很吃驚。我原認為,中國拉閘限電的曆史已經結束了。節約能源是一種值得倡導的綠色行為。它和拉閘限電是兩類完全不同的經濟現象。拉閘限電意味著過去一個時期有一些事情做過頭了,包括如何解決多餘的供給存量,如何看待能源結構的調整,急於求成。我們國家有一個現象常常發生,就是急於求成。中央所確立的目標都是站在未來戰略的角度提出來的,是我們長期奮鬥的目標,不是短期目標,不是說明天就要實現的目標,但目標一提出,不少地方就開始表態,然後層層加碼,一個好端端的政策偏離了它的初衷,老百姓很有意見。

“雙碳”目標是未來新發展格局中新目標的第二層含義,意味著我們要走高質量發展之路,科技進步、創新引領就變得特別重要。

新發展目標中第三個重要元素,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從本質意義上說,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也是改革開放的目標。改革開放不是要走極端兩極分化的道路,那不是我們的目標。但是,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又必然會產生兩極分化的現象,我們要客觀、理性地看待這種現象。在未來發展中,共同富裕這個目標是收入分配政策的調整重點。必須強調,共同富裕決不是搞平均主義,決不是“均貧富”,決不是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的存量財富巧取豪奪。共同富裕的實現,是建立在財富不斷創造的基礎上的。沒有源源不斷的財富創造,就沒有共同富裕的財富基礎。這裏有一個正確理解財富創造和財富分配的關係問題。

首先必須對國情有一個正確認知。中國現在還不是一個富裕國家,不是一個發達國家,隻是一個解決了溫飽問題的上中等收入國家。鼓勵人們創造越來越多的財富,進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國家競爭力,是我們的根本目標。我們必須保護好創造財富機製,我們要構建一種有效機製,讓財富能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這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證。

財富是怎麽創造出來的?我們一定要有正確的理解。有了正確的理解,我們才會保護那些激勵財富創造的機製。在亞當.斯密之前,經濟學家們沒有正確闡釋財富的創造機製。亞當.斯密被稱為“古典經濟學之父”。他的《國富論》1776年出版,研究了10年。《國富論》之前的亞當.斯密,是一位哲學家,寫了著名的《道德情操論》,在他36歲的時候出版了這本哲學著作,53歲的時候出版了《國富論》。這兩部著作的價值觀值得人們研究。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他提倡“利他”的價值觀,在《國富論》中,他又認為“利己”的正當性和必然性。他說,利己主義是一朵“罪惡的花”,但卻結出了“美麗的果”。在亞當.斯密之前,重農主義、重商主義都沒正確闡釋財富的創造機製。財富的創造有幾個基本要點,這些要點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元素。比如說,自由的市場,為交易創造了條件,而交易的前提是分工,所以,分工是財富之源。有了分工才有交易,交易是以自由市場為前提的。他認為,分工、自由市場和交易是財富創造的核心機製。同時也強調資本的價值,重視資本在財富創造中的重要作用。應該說,他的這些觀點把財富創造的基本元素第一次比較科學地概括出來了。後來的學者包括大衛.李嘉圖等,拓展了分工範圍,強調國際分工、比較優勢和國際貿易對一國財富創造所具有的巨大作用。經濟學在不斷地發展,經濟學家們意識到技術進步的重要作用,認為,技術進步是財富創造的加速器。看看現代金融理論中關於資產定價的影響因子就很清楚。從經典到現代,資產定價理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技術進步在今天是最重要的變量,是資產定價最重要的影響因子。

我剛才說這一段話是想說明什麽呢?是想強調財富創造的基本元素的重要性及其變化,揭示財富創造的製度平台是什麽。為什麽計劃經濟製度不能源源不斷地創造財富,是因為沒有自由的市場,沒有創造財富的激勵機製。個人對利益的追求,本質上是財富創造之源。亞當.斯密這個觀點與他在《道德情操論》中所主張的利他主義至少在形式上是不一樣的。有學者認為,他的內心是衝突的。從哲學意義上他強調利他主義,每個人不能隻為自己,要考慮外部性,要服務於社會。但經濟活動是需要激勵的,沒有激勵就沒有創造財富的動能。所以,個人對利益的追求,是一朵“有毒的花“,但卻結出了“美麗的果”,因為財富在源源不斷地創造,社會也在不斷地進步。

我們要深刻理解財富形成過程這一係列機製設計的重要性和內在關係。如果不從基本邏輯出發,隻是從道德或高尚目標出發,經濟活動是很難進行的。社會發展需要高尚目標的指引,但經濟活動又必須基於其對自身利益的追求。為什麽激勵機製很重要?這是基於經濟人的假設。這種假設符合經濟活動的現實特征。

誠然,人們對利益的追求都必須受到法律規範的約束。任何違背法律規範的對利益的追求,就不僅僅是“有毒的花”,而是“要命的果”。一般意義上,人類社會應當提倡個人對利益的追求不能突破道德的底線。這種源源不斷的財富創造,才是社會共同富裕豐盈的基礎。

在中國建設成中等發達國家的過程中,應當讓社會成員分享到經濟發展的福利成果,為此,必須在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在內的分配環節中,充分體現分配的公平性。要讓社會成員都能感受到經濟發展的福利和社會進步的成果,這是未來政策設計的基本出發點。我們要特別重視再分配政策的設計,對低收入階層要給予特別的關注。

今天的中國已經全麵實現了小康,如何防止局部返貧,是我們麵臨的重要任務。我們的公共產品做得並不很好,很多的中低收入階層隻要生一場大病,就返貧了。中國的醫療環境很惡劣,一場大病,就是人生的災難。醫療環節那麽多,費用那麽高,普通人怎麽受得了。即使一個小病,也要做各種檢查,不斷地折騰人。有時候我在想,不折騰,行不行啊?醫生振振有詞,說不做這個檢查就不知道你的病因,嚇唬人。如果真的有大病了,那就真的返貧了。中國社會有一些人是需要救濟的,再分配要對低收入群體特別是生活困難的人要予以救濟和幫助,要讓每一個人都能正常生活,這是文明社會的基本底線。比如,我們必須做到讓每一個農村家庭的小孩都能上學,這就是最基本的公共產品,政府必須提供。實現共同富裕,從救濟和幫助低收入和生活困難群體開始。

共同富裕不是對存量財富的製度性平均,實質上是對貧困階層能力的再造。社會有責任為低收入和生活困難群體的能力再造提供條件。我們有時候過多地關注存量財富何去何從。一、二次分配特別重要,是分配製度改革和完善的重點,但是,今天中國社會過度地解讀第三次分配,我不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理解。在現代社會,第三次分配很重要,希望那些先富起來的人為社會作出更多貢獻,用道德的感召力讓富人們感恩於社會,這是一種價值倡導。但政策的重點顯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尤其是再分配對社會公平的實現很重要。通過再分配,通過提供高質量的公共產品,讓社會所有成員具有新的創造財富的能力,就像過去的扶貧一樣。扶貧不是捐錢,而是要通過社會的幫助提高貧困地區發展經濟的能力,通過能力提升來創造財富,擺脫貧困,這是扶貧的關鍵。能力再造,是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證。通過救濟、補助、轉移支付、專業培訓以及高質量社會公共產品的提供,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支點。

當前人們最關心的話題有三個:第一是教育,第二是醫療,第三是住房。每個年輕的家庭都麵臨著這三重壓力,這是人生的“三座大山”。首先是教育資源的公平配置。中國教育總體上看太功利,有一句話我不太喜歡,就是“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父母們都說不能輸在起跑線上,所以小孩從2歲開始一直到18歲上大學都奔波在各種培訓班上,在座的各位有的可能經曆了這些階段少年兒童時代的成長要更多地與大自然接觸,從這個培訓班到那個培訓班,一星期七、八個培訓班,從網球到鋼琴,從書法到奧數,什麽都學,總想培養全才。這種教育是多麽功利。人的智力和潛能可以開發,但開發過度了就欲速則不達。我見過一個三歲的小孩,能背唐詩300首。若幹年後,你發現他和平常人完全一樣。家長認為他是天才,未來一定是文學家,到了上初中的時候再讓他背一背,差不多都忘了。對絕大多數人而言,接受教育和知識是循序漸進的,急功近利不可取。

把自己看成一個普通人挺好,或許未來還真能有所成就。教育不能功利化,要讓少年兒童回歸自然,這是最好的教育。

一個時期社會資本、民間資本滲透到高等教育,辦獨立學院,並以此牟利,我非常反對甚至厭惡。我曾經做過一家商業銀行的獨立董事,同時兼關聯交易委員會的主席,有一個民營企業家是這家銀行的股東和董事,他要從這家銀行貸款辦獨立學院。首先這筆貸款是關聯交易,我對關聯交易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因為關聯交易有可能損害公平原則並存在潛在風險。包商銀行問題之一就是對關聯交易缺乏穿透式監管和約束。除了關聯交易外,我還詳細詢問了這筆貸款的用途,這位企業家說,他要在北京某著名大學辦一個獨立學院,並描繪了盈利的前景。當場我就表示不同意這筆貸款,拒絕簽字。本來關聯交易就非常勉強了,還要用這筆以股權為抵押套來的貸款去辦獨立學院,以此發財牟利,我堅決反對。有些錢是不能賺的。以學科知識為基礎的教育的錢不能掙,病人的錢更不能掙,那是要命的錢。讓民用資本去辦醫院,賺病人病急亂投醫的錢,這就是黑心錢,擊穿了道德的基本底線。中國醫院體係據說有一個“莆田係”,靠辦醫院發了財,靠人命發財,有何意義?這和敲詐勒索也沒有什麽差別。人得了重病的時候是缺乏理性的,為了能生存下去,他會傾其所有。我沒有同意這筆辦獨立學院的貸款,這位企業家不斷攻關,我就是不簽字。過了幾年我辭任了,他的這筆貸款也就下來了。

前些天,我在國家教育行政學院給中青年班講了一場課,核心內容是講教育的重要性。告訴他們,教師不簡單是一種職業,也不僅僅是飯碗,把教育看成飯碗,低估了教育的重要性和責任感。教師是一種責任。現代社會有四種職業是社會的基石,一是教師,它關係到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要有幹淨的靈魂,張桂梅老師是老師的傑出代表。學生是老師的影子,教育好了,國家和民族就有希望。二是醫生。醫生這個職業人命關天。醫生要有良心和對生命的高度尊重。三是法官,法官的職責是維係社會的底線,因而,要有正義之心。如果法官以損害公平正義而謀利,這個社會就會陷入無底的黑洞,人民就會絕望。法官的淪落是最嚴重的惡。海南高院有位女副院長,誰給錢她就幫誰贏,當屬罪大惡極。四是軍人。軍人是國家的鐵骨鋼筋,應有凜然之氣。這四種職業不是飯碗,是責任。

很慶幸,人民大學沒有合並任何一所大學,更沒有辦獨立院校。我讚成社會資本支持中國高等教育或大學中某一個學科的發展,大學應當給支持大學發展或學科建設的企業家相應的社會榮譽,但是不能搞成資本投資,不可以有盈利的動機。支持教育是一項高尚的事業,沒有直接利潤回報。曹德旺先生捐了100個億辦大學,沒有聽說他要什麽回報。我讚賞這樣一種資本貢獻給社會、貢獻給大學的企業家。當然,大學應該對這些捐贈人高度的尊重。對教育的捐贈是一種高尚的道德,而不是強製性義務。大學應當對所有捐贈者保持高度的敬意。

我們要正確地理解共同富裕,要正確理解今天的中國。中國還不是一個富裕的國家,我們還必須努力奮鬥,共同奮鬥是共同富裕的價值基礎,共同富裕是全中國人奮鬥後的結果。共同富裕絕不是搞平均主義。均貧富也好,平均主義也好,一定會使中國陷入貧困。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如何防止由於貧富差距過大而可能帶來的社會不穩定,應是政策設計必須考慮的問題。據國家統計局測算,今天中國社會的基尼係數是0.47,與美國相近。而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中心的測算,中國的基尼係數高達0.55,貧富差距過大。所以,當前的確有必要考慮如何在財富不斷增長的基礎上,縮小社會的貧富差距。

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共同富裕一直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小平同誌在改革開放之初就說過,通過改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後實現共同富裕。實踐中也是朝著這個方向努力。2006年1月1日,我們取消了具有千年曆史的農業稅,卸下了農民的負擔,這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安排。在改革開放的40多年中,我們一方麵大力發展經濟,另一方麵也在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努力。

大家都學過高等數學,如果目標是三元的,這個求解方程式是複雜的,需要多元方程組才可能有解。目標的多樣性給未來的路徑設計帶來巨大困難和挑戰。因為必須考慮三元目標的均衡性。我們經常是“既要…、又要…、還要…”,三元目標,解起來很複雜,這需要強大的能力和足夠的智慧。

新發展格局的第二層含義,是戰略目標的調整。剛才講了改革開放之前和之初中國金融資源非常貧乏,技術落後,收入水平低,所以開放的重點是吸引了外資,引進技術,學習發達國家先進的管理方法,走國際經濟大循環之路,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合作。我認為,參與國際分工和合作,仍然是當前中國重要的經濟政策。與此同時,要努力拓展內部市場,啟動內部需求,不斷提高中國經濟增長的內生性。

2020年,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32%,與2006年65%的對外依存度相比下降了很多,這種下降表示中國經濟內生性力量不斷提升,中國經濟內生性特征日益明顯,內生性資本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資本來源。中國是個大國,既要基於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又要不斷拓展國際市場,因此我們提出了“雙循環”發展戰略。“雙循環”發展戰略是黨中央根據國內外形勢,特別是中國經濟增長結構變化和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目標變化所做的科學判斷。“雙循環”戰略有兩個要點很重要:一是內循環和外循環協調發展,二是內循環為主。

對“雙循環”戰略的理解,不要出現誤讀,不要像有些人把共同富裕解讀成均貧富、平均主義和存量資產均等化。對“雙循環”戰略,有一些人理解成開放對中國經濟發展不重要了,以為內循環為主就是關起門來自己幹,甚至有些人想回歸傳統計劃經濟模式,有些人認為要大幅度提高政府在配置資源中的比重,有些人以為要回歸自然經濟模式,萬事不求人,自我發展。我不認為這些理解是正確的。“雙循環”戰略是新時期更大範圍、更深層的改革開放,絕不是回歸計劃經濟老路。為什麽說“雙循環”戰略是更深層、更大範圍的改革開放?是因為內循環為主,意味著要大力發展內部市場,提升內部需求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如何才能提升內部需求、拓展內部市場呢?隻有深化市場化改革才能實現。

經濟增長的內部需求由兩部分組成:一是投資需求。投資需求要成為內循環的重要支撐,就必須激發所有資本都要有投資的積極性,對未來要有良好的預期,投資環境要有極大改善,要讓所有社會資本包括國有資本、外國資本和民營資本,都要有投資的積極性。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改善營商環境,改革開放的政策必須穩定,這樣他們才會有信心投資。沒有信心、沒有預期,資本是不會投資的。如果政策多變,預期紊亂,不知道未來的方向在哪裏,資本就不會投資。所以,投資需求的增長意味著政策要讓所有的投資者都有穩定的預期。這不是更高的要求嗎?這就要求政府職能轉型,著力改善營商環境,服務於社會,服務於企業,服務於市場,服務於經濟發展,這樣才能激發投資動能,投資需求才會成為內循環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

二是消費需求。消費需求要成為內循環發展的重要動力,首先必須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不提高,消費需求是不可能增加的。不僅如此,社會保障還要不斷完善,要讓老百姓對未來基本無憂,如果老百姓對未來很憂慮,是難以提升消費的。既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又要改善社會保障體係,這難道不是更大、更深層的改革嗎?

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還要作結構性分析。要分析富人、高收入群體、上中等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和中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率。富人收入的增加對消費市場的擴大影響極小,他們的邊際消費率幾乎是零。中低收入群體收入的增加,邊際消費率會比較高,有利於消費需求的提高。不同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是不一樣。分析的結論表明,未來的政策重點是要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這與共同富裕的目標是匹配的。

那麽,通過什麽樣的政策才能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呢?看看全社會的就業結構就非常清楚。劉鶴副總理講了民營經濟的“五六七八九”的貢獻,民營經濟在經濟增長貢獻率、收入、稅收和就業等方麵分別做出了“五六七八九”的貢獻。最近我看到一組數據,2020年國家稅收收入,國有企業(包括國有控股企業)的貢獻率24.6%,外資企業16%,包括私營企業在內的民營經濟,貢獻了59.4%,民營經濟對吸收新增就業的貢獻率超過90%。從中可以看得出來,要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必須促進包括國有經濟、外資和民營經濟全方位的發展。過去有一段時間,有輿論想遏製民營經濟的發展,說民營經濟已經完成了曆史任務,可以退場了。民營經濟退場了,就業怎麽辦?怎麽去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隻有通過發展經濟,讓包括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在內的所有經濟體都有積極性,才能穩住就業,才能不斷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千萬不要指望中低收入群體收入的提高靠政府轉移支付來完成,這是不現實的。中國還遠沒有到福利國家水平,隻是一個上中等收入國家,沒有這個財力。從社會價值取向上說,我們要鼓勵人們去創業,去創造財富,這樣既提高了自己的收入,也為社會做了貢獻。這難道不是新時期更深、更全麵的改革嗎?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實現“雙循環”的發展戰略。

在深化改革的同時,必須擴大開放。雙循環是內循環與外循環的有機結合,是不可分割的。這其中,包含了必須重視外循環的巨大作用。外部市場對新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仍然十分重要,在新的發展曆史時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外循環之所以很重要,除了是重要的經濟增長動力外,還具有“標杆”引領的作用。新時期我們正在形成一係列新的發展戰略,例如,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由貿易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等。這些新的發展戰略,實際上都存在一個內循環與外循環的有效轉化。為什麽在海南要建國際自由貿易港?這難道不是新時期更大的開放嗎?

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是新時期最大的開放。但略有遺憾的是,海南自由貿易港這樣一個宏偉目標,似乎還沒有看到什麽實質性進展。改革開放之初,小平同誌到深圳畫了一個圈,建設深圳經濟特區,中央隻給目標,剩下的就是自己探索。深圳經過幾十年的艱難探索和改革開放,找到了正確的發展道路,有一批有膽略的、有思想、有情懷、有幹勁、有目標的探索者,他們提著腦袋幹,中央隻給方向和目標,沒有說具體怎麽幹,前麵都是沒有走過這個路,隻能創造性地探索。現在海南要建國際自由貿易港。怎麽建?既要有正確的認知,更要有膽略。這其中可能會走彎路,社會要有容錯機製。誰也不可能不走彎路,這麽複雜的事怎麽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既要有智慧,還要有提著腦袋幹的氣魄。現在這種闖將很少了。今天的社會要為幹事的人提供寬鬆的環境,探索的政策,容錯的機製。對前麵從未走過的路,走一些彎路是正常的。

今天聽課的可能有來自海南的同學,不知你們有何體會。海南自由貿易港,法律基礎是什麽?應走什麽樣的路?向誰學習?未來的目標是什麽?未來的產業重點是什麽?這些都要深入研究。兩年前,海南自貿大講堂要請我要去作一次公益性講座,聽眾主要是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公務員。我當然想去講,但是我怕我講的他們領導不愛聽,口徑可能不一樣,想想還是沒有答應去講,不想給主辦方添麻煩,不想影響他們的仕途。後來有一次到海南開會,有機會與有關領導和專家交流,談及海南自貿港如何發展。我說,首先要思考什麽樣的環境能吸引資本和人才來海南。營商環境和政策條件一定要和內地不一樣的,如果和內地一樣,資本就不會來,人才也不會來。當年的深圳為什麽資本和人才都來了?是因為深圳有很多獨特條件,所以,資本和人才就來了,技術也來了。現代經濟的三要素都來了,經濟怎麽能不發展?海南必須營造國際自貿港的環境,不能老說“八不準”,我不是說“八不準”不對,但是不合時宜,來海南有“八不準”,資本、人才就不來了。要讓人們感到,海南是實現理想的天堂。要有與國際自貿港相匹配的基礎環境,首先是要有獨特的法律體係,要有獨立的稅法,國際自貿港的運行成本就會大幅度下降。獨立的稅法全國人大已經通過了。現在還有很多規則要調整,觀念要調整,要實行負麵清單管理。我和他們說,除了一條必須堅持,剩下的都可以探索。哪一條必須堅持?你們猜猜看?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其他的都可以探索。有一個專家說,能不能再加一條,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我看了看他說了一句,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難道不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嗎?小平同誌當年就說,什麽是社會主義,不同人會有不同的理解。中國共產黨的優良作風,就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本本主義。

新發展格局中第三個重要內容就是路徑選擇。有了目標,有了戰略,剩下的就是路徑的選擇。新時期我們必須走高質量發展之路,走科技創新之路。過去的那種路走不下去了,資源和自然環境難以承受,所以,科技革命、創新引領非常重要。為什麽提倡創新,因為新時期路徑選擇的核心是創新。創新中重要的是科技創新和製度創新。

創新是需要環境支撐的,創新從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什麽樣的環境適合創新?肯定是寬鬆、和諧、安心的環境,沒有什麽緊箍咒。無論是技術創新還是製度創新,都需要寬鬆的環境和容錯的機製。有一個時期對科研人員管的很嚴,不允許理工科院校的技術專家、科學家辦公司,做技術顧問。對科技人員創業還是要鼓勵的,矽穀不就是這麽來的嗎?

科技創新需要相應的製度環境,我們在這方麵需要改進。


六.新發展格局中金融的作用

在新發展格局下,金融能做什麽?金融改革和發展的重點在哪裏?金融要服務於實體經濟,服務於國家重大戰略性需求,要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的升級換代,這是中國金融的根本任務。

新發展格局中,中國經濟的轉型必須走科技創新之路。大家知道,從新技術到新產業的轉型充滿著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或者風險,超越了單個資本和科技專家的承受能力。因此,社會需要創造一種機製,讓創業的風險分散開來,並能有效地將新技術孵化成新產業、新產品。這需要創造一係列製度安排,其中金融製度創新特別重要。

我們經常會說矽穀的奇跡。矽穀的奇跡既是技術的奇跡,更是金融的奇跡。離開了金融創新,矽穀難成矽穀;離開了金融創新,新技術成為新產業的難度和風險就會大大增加。基於產業技術特點的不同,不同時代會形成不同的金融模式。金融隻有不斷創新,才能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

金融創新源自於實體經濟的需求。中國現在處在一個變革的時代,金融必須通過改革去推動科技創新,推動產業的升級換代,推動產業技術水平的提升。這樣才能整體上提高中國經濟的競爭力,才能有利於“卡脖子”問題的緩解。

曾經有人倡議“卡脖子”技術應由政府來投資,采取“新舉國體製”。我個人認為,“新舉國體製”在這類技術創新領域效率可能會比較低。我們必須重視市場的力量,重視現代金融的作用。對“卡脖子”領域,有效的方法可能是:國家政策引導,充分發揮市場作用。

技術進步和新技術的廣泛應用,不一定與國家是否直接投資有關係,而是與機製密切相關。這種機製的重點就是要形成多樣性的金融業態。我們必須對中國金融體係進行結構性改革,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和新資本業態。基於現代金融結構的新資本業態,能夠更好地孵化高新技術企業。資本市場具有多樣性,通常認知的資本市場,隻是證券化資產的交易市場、二級市場,如滬深交易所以及剛剛成立的北交所。這種以交易為主要功能的二級市場,是以上市公司的成長和結構轉型為基礎的。上市公司的結構轉型,標誌是高科技企業漸近占主導。上市公司的結構轉型又以資本市場前端資本業態的蓬勃發展為前提。資本市場前端的新資本業態,具體形態包括推動創新企業走出死亡穀階段的天使基金,還包括VC/PE,以及各類並購重組基金,最後才是IPO,進入資本市場進行交易。這就是新資本業態鏈,這就是金融創新。對傳統金融來說,新資本業態就是巨大的創新。如果沒有這些金融創新,中國的科技創新以及從新科技到新產業怎麽轉化?

金融創新要服務於國家戰略。與國家戰略層麵相適應,中國金融改革有三大重點:

第一,金融結構的市場化。這是中國金融麵臨的最重要的任務。金融結構市場化改革的核心是金融“脫媒”。金融“脫媒”理論是金融專業研究生必須熟知的理論。隻有通過“脫媒”理論,才能深刻理解中國金融結構性變革的原因,才能理解金融功能深化理論,才能理解什麽是現代金融體係。如果脫媒理論不熟知,對金融功能理論以及金融的結構性變革和現代金融體係,是理解不透的。同學們一定要找有關著作認真讀一讀金融脫媒理論的由來。金融“脫媒”的結果是(投)融資活動的去中介化,或者說(投)融資活動的市場化。金融“脫媒”過程將推動金融兩大功能的根本轉型:一是從融資端看,融資活動漸趨市場化。融資的市場化對融資者來說有幾個新變化:①融資成本相對低;②可以根據資本結構要求和產業及企業的周期性特征,自由地調整融資方式,以形成合理的資本結構;③具有抗周期性功能,特別可以有效規避政策周期對企業帶來的衝擊和風險。

二是從資產端看,金融“脫媒”的結果是為社會提供了多元化的資產選擇。中國正在向發達國家邁進,居民收入水平在不斷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後有強烈的財富和資產配置要求。消費後的剩餘收入必須配置相應的資產。在金融市場不發達的時候,不少人選擇的是不動產,所以過去一個時期,房價漲得很快與此有關。一個時期,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一方麵反映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化在加速,另一方麵也映射出中國金融市場的不發達,可供配置的金融資產太少。所以,中國金融必須進行以“脫媒”為基礎的結構性改革,目的是要給社會提供多樣化的、可以自由組合的且具有相應流動性的資產。

現代市場經濟有兩個重要特征:一是,消費者對消費品的自由選擇權受到充分尊重和保護,不受到任何製度性因素的約束。有了人民幣就可以購買除法律規定以外的任何消費品,任何主體不能對此進行限製,這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二是,投資者對投資品的自由選擇權,這都是衡量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標誌,我們在這個方麵相對不足,投資者對資產投資的選擇權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約束。所以,我們還不是發達市場經濟。為此,必須加快金融改革和創新,保障投資者對多樣化金融資產的選擇權。金融“脫媒”分別從融資端和資產端,大幅度提升了金融的功能和效率,推動了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有些人不適應金融“脫媒”所帶來的金融市場化,認為過度市場化必然帶來風險,市場越大,風險越大。實際上,市場越大,風險越小,因為它提供了有效的資產組合,資產組合是風險規避最重要的機製。以為沒有市場,沒有證券化資產的金融體係就沒有風險,這是一種落後的風險觀。實際上,這種金融結構下的風險是在不斷累積,潛在風險越來越大。

第二,金融業態的科技化。傳統金融的服務是有限的,不可能實現金融服務的普惠性。為什麽傳統金融難以實現普惠性,是因為傳統金融對其長尾客戶的信用難以甄別。傳統金融有其成熟的信用甄別手段和標準,但是這些手段和標準對小客戶、小微企業的信用,是無法甄別的。信用是金融的生命線,風險是信用的函數。有什麽樣的信用,就有什麽樣的風險。風險是資產定價的基礎。為了擴大金融服務麵,就必須拓展長尾客戶的信用甄別能力。傳統金融的信用甄別機製之所以解決不了這些問題,是因為傳統金融信用甄別標準很物理化,比如收入水平、資產負債表、資產規模、社會影響力、家庭背景等,這些都是有形的,有些長尾客戶可能滿足不了這些標準,可是他們應當獲得與其信用相匹配的金融服務,這就需要通過新技術的引入才能解決這些長尾客戶的信用甄別問題。所以,金融科技的進步,核心是提升傳統金融的信用甄別能力,以提升金融的功能,擴大金融服務的普惠性。

普惠性金融的核心是所有社會成員,無論是貧富差距,無論企業大小,都能夠獲得相應的金融服務。獲得相應的金融服務不是口號,金融企業也是企業,無論是金融機構還是市場,不能在不了解其信用能力狀態下就提供貸款服務,在不清楚其信息條件下就發行股票,這是不可以的。金融必須把風險內置其中。怎麽解決信用甄別問題?隻有通過科技手段,這裏大數據非常重要。通過大數據可以判別你是否具有履約能力。有專家告訴我,他們正在創新一種技術,把人臉識別做成大數據樣本,將眼神、輪廓、微笑的表情以及講話的聲音等要素綜合在一起,可以有效識別這個人有沒有信用。他說這個實驗是有效的,有效率在99%。科技與金融的結合,的確會引發金融革命。

第三,金融活動的國際化。國際化,是中國金融改革和發展的重要牽引。中國金融現在沒有完全實現國際化,隻是局部的對外開放,有幾個對外開放的窗口和管道。中國金融國際化有兩個目標或標誌:一是人民幣的國際化;二是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目標是構建全球新的國際金融中心。

人民幣國際化的起點是,人民幣可自由交易的改革。我們在這方麵探索了20多年。2015年“8·11”匯改,是一次重大改革,已經過去六年了,現在似乎還在原地踏步。關於“8·11”匯改,需要作全麵深入地研究。但它給我的一個深刻啟示,就是要讓社會對人民幣有信用,對中國經濟有信用,對中國的法製有信心。我們必須大力推進中國的法製建設,要讓人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

日元在國際化的時候,日本人以及日本的企業並沒出現大量拋售日元換取美元的現象。現在,日元與美元匯率處在相對穩定階段。讓所有的人有信心、有預期非常重要。對中國金融而言,開放是一個必須完成的任務。

中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化,是我多年來的目標。我在2001年寫了一本書,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我寫道,把中國資本市場建設成新的國際金融中心,亦即人民幣計價資產的交易中心,全球重要的財富管理中心之一,是我一生的夢想。要實現這個夢想,人民幣必須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市場的開放,需要一係列配套改革。經濟要有競爭力,要不斷創新。更重要的是,法製要有根本性進步,社會要有良好的契約精神,市場要有足夠的透明度,要愛護人民幣的長期信用。如果有一天,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市場占比達到15%,人民幣實現了完全可自由交易,可以說實現中國資本市場成為全球新的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就不遠了。到那個時候,中國社會應該說已經實現了現代化。我曾經在澳門金融論壇上有一個演講,提出中國金融的國際化過程也是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國金融實現了國際化,中國社會也就實現了現代化。在座的各位,你們有責任將中國金融開放向前推進,到2035年希望我們都能看到這個偉大目標的實現。謝謝大家!


主持人莊毓敏院長:

剛才三個小時的講座,吳老師沒有喝一口水,一氣嗬成。吳老師從國家“十四五”規劃到2035國家發展新目標、新階段、新任務、新格局,從這樣一個大的主線,非常深刻、非常透徹地分析了未來中國實現目標的主要方針和政策。同時還講了中國金融改革的任務,麵臨的困難,資本市場如何建設,科技和金融融合的重要性,貫穿到國家未來的新發展格局中,為未來同學們的學習提供了一個大框架。這是一場重要的引領性一課,有很深的思想啟發性。你們現在可能很難領略其中的深刻含義,未來還有幾年時間,慢慢去琢磨。其實,最重要的還是要學習吳老師的研究方法。

今天的第一課就到這裏。再次感謝吳老師。